对待问题岂能态度漠然

　　接到送钱拉选票问题的反映,仅仅批示退钱了事却不制止;让贫困生请领导吃饭被曝光,第一时间不是处理问题而是公关媒体……几起典型案件,折射出一些党员干部对身边不良风气和违规问题态度漠然,不仅让小伤口变成大毒瘤,更让从政环境污浊、政治生态恶化。 

　　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,明知不对、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,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作风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,“好人主义盛行,有问题不指出,有过错不批评,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,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、作风涣散的地方,就是党员、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”。可以说,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“差不多先生”,还是做敢于亮剑勇于斗争的“啄木鸟先生”,不仅是作风问题,更关乎党性原则。纠正“四风”新表现,那种“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”的想法,那些“知情不报、听之任之”的做法,正该好好捋一捋了。 

　　作风建设,不仅是“不能干什么”的负向禁止,更有着“应该干什么”的正向要求。客观来说,现在顶风违纪的行为少了,党员干部做人有尺、行止有度。然而一些人却玩起了谁也不招、谁也不惹的一套,还美其名曰“与世无争、与人为善”。其实,对于错误的容忍,就是对于正确的挤压。这样的思想和行为,手段是置身事外,目的是讨好卖乖,麻痹了是非、善恶、真假之心,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背道而驰,看似好人,实则害人。有落马官员感慨,“要是当初同志们提醒一下,不至于走到这一步”;塌方式系统式腐败的盖子被揭开后,当地干部反思自己“既是污浊风气的受害者,又是造成这样环境的一部分”……现实案例一再提醒我们:该发声时不发声,该表态时不表态,该斗争时不斗争,面对问题冷漠旁观,看似“和风细雨”的背后,是损人损己损党损国的“暴风骤雨”。 

　　现实中,也存在反映问题被孤立排挤,“吹喇叭”“抬轿子”反成座上宾的情况,助长了明哲保身、哼哼哈哈的“官场哲学”。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,为人情所困、为利益所惑,怕结怨树敌、怕引火烧身,都是私心杂念在作怪,既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,更是一种不作为、不担当、不负责的官僚主义。无论是一团和气的“好好先生”,还是得过且过的“太平官”,抑或是爱惜羽毛的“开明绅士”,这些时常见到的角色,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“万事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”,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得失看得太重,一个共同的原因就在于党性修养、理想信念的缺失。 

　　“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,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,二者不可兼得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人深思。1954年底,西北地区群众来信反映,在统购统销中存在食油供应紧张、地方政府强迫命令、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,习仲勋当即决定把真实情况向党中央、毛主席报告。什么才叫共产党员?什么才叫对党忠诚?老一辈革命家以自己的行为启示我们,对党忠诚,应当是一种无私忘我、行端影直的净气,是一种铁骨铮铮、腰杆挺直的骨气,更是一种敢于碰硬、敢于攻坚的勇气。 

　　千言万语,说到底还是担当的问题。被誉为燃灯者的邹碧华,迎难而上、不计毁誉地推动司法改革,有人骂他不近人情,他却相信“背着黑锅前行,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”。90多岁的杨维骏反腐30多年,有人劝他都退休了就别管闲事了,他却说“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,谁欺压百姓我就要批评提建议”。面对矛盾和问题,邹碧华和杨维骏选择了迎难而上、挺身而出;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党员干部,我们的事业发展才有了坚实的根基。“得罪千百人,不负十三亿”,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、人心账。 

　　2005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嘉善县调研时,针对“不说好不说坏,谁也不见怪”的好人主义,一针见血地指出“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,为了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,个人又有什么‘面子’不能抛开呢”。每一个党员干部,都应当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。唯有每个党员干部都勇于批评、敢于斗争,才能以每个细胞的主动性凝聚起党的强大战斗力,在新时代赢得新胜利、收获新光荣。